过去10年里，为何出生人口频频下降，少儿人口却有所增加?

　　前述人口学专家解释称，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等生育政策实施后，此前受政策限制而无法实现的二孩生育意愿得以释放，为少儿人口增长带来一定堆积效应。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于2014年开放“单独二孩”后，一度迎来人口出生小高峰。尤在“全面二孩”实施的前两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在1700万-1800万左右，处于高位。

　　其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增至2017年的50%左右。尽管近年数据有所下降，但仍高于40%。

　　“但与高涨的二孩甚至三孩生育率相比，一孩生育率却在下降，导致整个总和生育率都有所降低，出生人口数因此下降。”前述专家说。

　　宁吉喆称，随着各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口生育观念转变，低生育日益成为众多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这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后果，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无独有偶，不久前，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出生人口约361万，不仅达成六连降，更创下近41年以来的最低值。

　　同时，美国女性的一般生育率也创下历史最低值，平均每千名15-44岁女性仅生育55.8个孩子。

　　宁吉喆认为，育龄妇女数量持续下降，生育时间延后，生育养育成本提高，二孩效应逐渐减弱，都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缩减的重要原因。

　　前述专家亦称，在日本等低生育国家，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并不低，有些女性甚至想要3个或更多孩子，但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推迟结婚和生育，如果30岁才结婚，最佳生育年龄已经过半，即使想多要孩子，往往也有心无力。

　　受婚恋市场性别不平等、离婚难等因素刺激，不婚不育人群增多也是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

　　加之近年来，“学区房”“鸡娃”等概念一再内卷着人们对子女教育的预期，育儿成本和焦虑情绪随之大大提高。

　　据中国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调研数据显示，仅2017年，全国中小学阶段平均每人每年家庭教育支出为10374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5%以上。其中，学生学时越长，城市经济水平越高，家长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越高，教育费用和占比就更高。

　　14.11亿人口的隐忧：专家称中国已跌入“生育陷阱”，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迟早的事”

　　前不久，热播剧《小舍得》就曾因“鸡娃”桥段引发关注

　　这也从经济和心理上，成功“吓跑”了一众准父母。

　　目前，全国各省市出生人口数、出生率和一二孩比例均未公布，但以2019年公布数据来看，除广东、贵州、宁夏、四川、浙江五省区外，其他26个省区市的出生率均有不同程度降低。

　　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认为，未来几年内，全国出生人口仍将大概率持续下滑，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避免这一颓势。

　　据他估算，未来10年内，中国出生人口或将降至1000万以下。

　　但宁吉喆认为，目前中国育龄妇女超3亿人，每年仍能保持1000多万出生人口规模，中国仍需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但对于未来是否有望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宁吉喆并未回应。

　　前述人口学专家认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迟早的事”。早在数年前，就有不少关注中国生育问题的欧洲学者都提醒她，为什么中国还不尽快放开限制，鼓励生育。

　　“这些低生育国家曾出台很多鼓励生育的政策，如直接对小孩进行补贴，或设计极长的产假或抚养假，及在公共场所增设母婴室、托育所等育儿设施等，但他们最后往往发现，想提高生育率实在太难了。”前述专家认为，中国可参考国外经验，但考虑到我国并非高社会福利国家，上述政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田明认为，想要改善低生育情况，提高生育福利、降低育儿成本或是一个重要解决办法。

　　他认为，一方面需要均衡教育资源和质量，减少教育成本和焦虑情绪，另一方面社会服务体系也需尽快跟上。如可以将育龄夫妻的产假，改为产后育儿假，夫妻双方育儿假时间均延长至孩子上幼儿园，双方轮流休假，照顾子女，既能创造鼓励生育的政策环境，同时也有助于纠正职场对育龄女性的不平等对待。

　　“延长产假对于促进权益保障，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各方面和谐发展，都是有好处的。”田明同时建议，可以建立全国性的育儿基金，用以帮助因为育儿假造成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