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不久，本想大干一番的大型银行基层信贷员们发现，具有审贷功能的内网被总行强行关闭了，这一情况持续了十余天。

“此举就是为强行遏制基层机构突击放贷。”一位央行大区行行长如是解释。他每十天就要与所辖大行分行“对一次信贷账”。

基于种种强力举措，信贷调控立竿见影。权威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一季度月均新增人民币贷款投放近8000亿元，这一规模和节奏得到了货币和监管当局的认可。

不过因近期南方旱灾，部分涉农银行业机构贷款投放较多，当季信贷增量略超年初设定的“2.4万亿元”目标也被许可，由此占全年7.5万亿元信贷目标的30%提至32%。

本刊记者获得的权威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新增人民币贷款为1.0378万亿元，3月新增仅2658亿元。而股份制商业银行一季度整体的贷款增速或将超过40%。

四大行刹车

工、农、中、建四行，在信贷政策传导链中最见成效。“我们已经开始收缩战线。”一位国有银行管理者直言。

农行一季度以2754亿元的新增人民币贷款领先同业。资产规模的扩大对其上市无疑是一种利好，但亦有熟悉农行的资深人士透露，农行正重新面临贷款审批从收权到放权的过程。农行总行此前推行的贷款集中审批，在帮助农行从失血到止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相关机制尚未健全、内控和风险有待加强的情况下，放权带来的风险和考验值得关注。

该人士还认为，农行存量信贷中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多集中在县域，而又缺乏足够的人力和机制保障基层的涉农贷款质量，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农行面临多重考验。

同期，工行（601398.SH/01398.HK）以2720亿元的贷款增量位列第二。1月工行新增贷款约1100亿元，这意味着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工行月均新增贷款不足900亿元。知情人士称，工行年初议定的年度投放目标在9000亿元左右，该行“慢刹车”也在情理之中。

去年贷款增速领先同业的中行（601988.SH/03988.HK），今年一季度投放趋于平稳，全部新增贷款为2652亿元。有分析指出，这也切合了该行的战略转型目标，在2009年初，中行曾提出要“扩规模、调结构”，而在2010年，“调结构”取代“扩规模”成为该行的首要战略选择，“防风险”也被提上战略高度。

知情人士称，中行上报的年度信贷投放目标为1万亿元，略低于2009年的1.16万亿元，但总量目标仍处于四大行中的较高水平。

建行（601939.SH/01939.HK）一季度新增贷款为2252亿元，延续去年四季度在同业居第四位的排名。由于该行早在去年年末已经将月度投放指标下达各分支机构，即使在信贷投放激增的1月初，该行也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该行年初设定的2010年新增投放目标为7500亿元。

同期，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贷款却保持了较高的增速。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高管透露，一季度主要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量一定程度上超过了货币和监管当局的预期，也超过了本行董事会决定的投放目标。

长贷与表外

“人为设定的目标可以实现，但更要看是否能实现对经济资源的最有效的配置？”另一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高层称，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无非有两大取向，一是利益驱动下选择高收益的领域进行投放，二是响应政府号召支持国家较为关注的领域。

“但问题在于，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往往从增量开始着手，但解决存量的问题，难以一蹴而就。”上述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忧心忡忡。他认为，“一刀切”的结果必然是烂尾工程和银行存量资产质量的恶化，因此依然需要一定规模的资金来完成存量的过渡。

权威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2月的3293亿元信贷增量中，中长期贷款达到3345亿元，而票据融资则减少了1140亿元左右。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前两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长5572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长4920亿元，票据融资减少1565亿元。同期，城商行新增人民币贷款219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各占近半壁江山，票据融资有21亿元左右的微弱增长，2月更是出现了224亿元的负增长。

从中不难看出，中长期贷款这一传统贷款类别仍占据了新增贷款的绝大多数份额，而去年一季度曾风生水起的票据融资，则随着规模紧缩和节奏管控，受到了较大幅度的压缩和置换。

在表内投放趋于平稳的同时，表外业务也在悄然膨胀。有银行家告诉本刊记者，当前的表外融资规模十分庞大，其规模可能并不亚于表内信贷的投放，但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在他看来，这种腾挪表外的目的也是维护与传统客户的利益链。有业内人士指出， 2月乃至3月的信贷类理财产品总量将明显增加。

“表外还好，一旦成为账外资产，银行的麻烦就更大了。”有受访银行家称，“信托计划、理财产品、信用证、结算、租赁等业务，都是表外融资的重要渠道，新增数千亿元的理财产品都是实实在在的货币供应。”他分析指出，表外融资最大的问题在于，客户现金流出现问题，无法兑付，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系统性风险。

“有的银行仍幻想着自己在其中只是扮演了中介角色，然而一旦市场出现动荡，或者产品有了问题，谁来灭火？”前述银行家表示，当前银行发行的许多理财产品，依然是利用银行的回购和担保作为销售支撑的，并未将风险转移到银行之外。

信贷之外

针对央行明确行政手段在信贷政策中的作用，前述银行家指出，从以货币政策的窗口调控为主，转变为以行政调控为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货币和监管当局对天量信贷的焦虑。“这样的信贷膨胀，后果不堪设想。”一位政府官员称。

“当前一些商业银行并没有形成自我调控能力，对价格根本毫无反应，对未来的风险也毫无知觉。在价格无法反映风险成本的情况下，仍大肆放款，这并非一个真正以营利为目标的商业机构的理性选择，”一位银行家不无忧虑地表示，“银行过去是政府的出纳，现在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政府的放贷工具。”

“这场大投放之后，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面临通货膨胀，产能过剩，以及更深层次地寻租和腐败的考验。”另一位银行家坦言，在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均不能自主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能不得不承担巨大的风险。

“有识之士可能已经意识到9.6万亿元的天量信贷投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如果去年的投放更均衡些，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会更强。”前述银行家直言不讳。

一位国有商业银行高层坦言，现在各界普遍比较关注质和量的问题，但事实上，在金融危机前后，对货币供应量和宏观经济指标是否应该有差别化的标准？

“各界对什么是合适信贷规模的判断，恐怕出了些问题。”上述人士称，一些主要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在2000年之后经历了数轮爆发式增长，然后在一定水平线上保持了相对稳定，如2000年到2003年之间平均新增贷款规模在1500亿元到2000亿元之间；而在2004年到2005年，一举攀升至3500亿元左右，之后稳定在这一规模之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信贷规模再次经历爆发式增长，一度达到年均9000亿元的水平。

前述银行高层认为这样的增长规模有真实的贷款需求作为支撑，比如2008年后企业走出去所带来的贷款需求激增，超过了过去传统意义上对货币的需求。“不可能用危机前的眼光看中国，中国不大可能继续保持大规模的顺差，不可能总保持百分之零点几的通货膨胀率，不可能长期维持极低的资源价格”。前述银行家认为，中国应该考虑设定新的符合国情的指标，比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出口等指标。